改革开放时期环保史研究应瞄准这四点不足发力

　　环境保护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依托。开展环保史研究，及时总结中国环保经验与教训，是建设生态文明的现实需要，是时代的呼唤。中国现代环保事业虽萌芽于20世纪50年代初，起步于70年代初，但在改革开放后才真正展开并得以快速发展；而当下备受关注的各种生态环境问题，尤其是环境污染问题，则主要是改革开放后才逐渐形成气候并受到国际关注的。因此，改革开放时期环保史研究不仅对中国而言具有重大现实意义，还可为国际上应对生态环境问题提供宝贵的中国经验，从而具有较大学术价值。

　　关于改革开放时期环保史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，至今已取得可观成果。既有成果为改革开放时期环保史研究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。但纵观这些成果，我们认为，尚存在四点不足：一是深度不足。多停留在对公开环保政策法规的“解读”甚至“猜测”上，对环保决策过程与逻辑的研究比较粗浅。二是广度不足。多是“就环保谈环保”，主要研究狭义的环保工作史，对于环保工作与经济、社会、政治、文化的关系则关注较少。即便少数成果有所涉及，也往往浅尝辄止。三是视野狭窄。或“就中国谈中国”，横向视野狭窄；或“就改革开放后谈改革开放后”，纵向视野狭窄。四是重“宏”轻“微”。普遍重视宏观意义上的政府环保工作或社会群体环保行为研究，对微观意义上的企业、社区或家庭环保行为的研究非常薄弱。针对上述不足，以及进一步深化和拓展改革开放时期环保史的研究，本文略述以下几点意见。

　　第一，进一步加强对环保决策过程与逻辑的研究。环保工作史是环保史的基础领域。厘清改革开放以来环保工作与环保制度演进的过程与内在逻辑，是环保工作史的基本任务和内容。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对过程的“描述”“解读”甚至“猜测”上，对某项具体环保政策法规出台的背景、现实的制约或考量、决策的过程与机制等则触及较少、较浅，即便某些核心决策参与者的回顾性文章也往往语焉不详。这种浮于表面的研究，是难以有效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环保工作的经验教训的，也大大制约了环保工作史的价值。我们认为，进一步深化研究的途径有二：一是大力开展环保工作口述史研究，二是深度挖掘环保工作档案史料。就第一个方面而言，早期中央和地方重要环保工作领导人多已退出领导岗位，为开展口述史研究提供了重要条件。就第二个方面而言，诸多省级档案馆已开放的改革开放后的环保档案资料，其中保留了大量中央和地方关于环保决策的往还文件，值得深入挖掘。在环保部门保留的非公开档案资料的利用上，采取适当形式开展合作研究，不失为可能途径。

　　第二，进一步加强对改革开放前后环保工作内在关系的研究。对改革开放时期环保史的研究，也需要正确认识与客观评价改革开放前后环保工作的关系。在两者关系的认知上，首先应充分认识到其中的历史连续性与继承性。事实上，改革开放前的环保工作虽处于起步阶段，却为改革开放后环保工作的顺利开展准备了重要理念、制度、组织与技术基础。若忽视了这种连续性与继承性，轻视甚至抹杀改革开放前的环保工作成果，则既难以深入理解改革开放时期尤其是初期的环保工作，也是对历史的不尊重。其次，应通过对改革开放前后环保工作的贯通性比较研究，深化对影响环保路径选择因素的研究。改革开放是重大事件，对中国经济、社会、环保等的影响非常显著而深远，它为考察环保的路径与绩效提供了近似的“自然实验”。贯通性比较研究，有助于人们更好地区别与理解各种经济社会变量对环保的具体作用。作为改革开放时期环保史研究的薄弱环节，改革开放前后环保工作内在关系研究有望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。

　　第三，进一步加强基于国际视野的研究。众所周知，生态环境问题已演变为国际性的经济与政治问题。在国际舆论和国际政治上，“中国环境责任论”和“中国环境威胁论”一度甚嚣尘上，至今仍有相当市场，即是明证。此外，中国政府对国际社会所作出的环保承诺，也势必影响到中国的环保路径与经济表现，进而会产生世界性影响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生态环境保护上取得的成功经验，如生态农业建设、防沙治沙等，也早已被国际社会关注与借鉴。这都充分表明，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环保史具有世界史意义，是世界环保史的重要组成部分。那么，对它的研究，就必须能够凸显这一特征。在研究理路上，不仅要研究国外因素对中国环保的影响，也应研究中国环保的国际影响，进而明确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环保史在世界环保史中的历史方位。在现实指向上，则要能够对“中国环境责任论”和“中国环境威胁论”作出积极回应，即用客观事实说明中国在履行大国环保责任和构建“绿色人类命运共同体”上所做出的贡献和付出的代价。这是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环保史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。

　　第四，进一步加强微观环保史研究。微观环保史研究的意义毋庸赘言。中国环保政策的制定一般始于微观层面的试点，最终又落实到微观层面，依靠微观个体贯彻实施。这一方面使得试点工作几乎遍布所有环保领域，如生态农业建设、防沙治沙、清洁生产、二氧化硫排污交易等等，为开展微观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个案。另一方面，对试点经验的推广成效的评价，也建立在非试点个案基础之上。通过此类个案的研究，可以帮助人们更深入、细微地考察环保政策的生发与作用机制。这种个案研究必须要有宏观视野，避免就个案谈个案，应能做到以小见大。这不仅是一般学理性要求，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环保的“政府为主”和环保行政的垂直管理为主的特点决定的。其实，这也是当代中国史研究与其他时段中国史研究的重要不同之处。

　　另外，还要进一步加强环保—经济互动关系史研究，进一步加强社会环保意识与行为史研究。总之，改革开放时期环保史研究总体上尚处于起步阶段，具有巨大开拓空间。对它的研究，应综合运用公开文本、政府档案、企业档案、社区档案、口述史料、国外资料和多学科成果、理论与方法，结合宏观与微观，深化“内史”研究，拓展“外史”研究，并从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与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基本原理出发，兼顾当前的认识高度与具体历史语境，作出实事求是的客观评价。